电影的儿童小故事6条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6条关于电影的故事,供各位参考，希望您能喜欢。

电影的儿童小故事（1）：

电影院抽奖

　　吃过晚饭，我带儿子出去散步，迎面遇见和我们住在同一栋楼的王局长。

　　王局长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说：别人送了两张今晚的票，我没时间去，给你们吧。

　　电影放到一半时，场内灯光骤然全亮，我抬头看了眼银幕上方的横幅，才知道是一家企业包的场。

　　这时，这家企业的总经理走到台前说：为了感谢上级领导、业务单位和全体员工的支持，现在进行抽奖。

　　接着他宣布抽奖规则：按电影票的座号分别抽出特、一、二和三等奖，特等奖是一部掌中宝摄像机。

　　当总经理宣布10排15号中了特等奖时，全场所有观众都把眼光投到我身上。我脑中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忙掏出电影票仔细核对一遍，才确定我真的中了特等奖。

　　总经理对我中奖也颇感意外，他拿着我的电影票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问：你的票是哪儿来的?

　　我只好实话实说：电影票是别人给的。

　　总经理说：今天你运气好，这个奖本来就该你拿!

　　颁完了奖又继续放电影，可我无论如何都坐不住了，拉着儿子想悄悄溜出去。

　　刚到门口，总经理带着两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

　　他问我：你的票是不是王局长给的?

　　我说：是呀。

　　总经理又问：你是他什么人?

　　我不高兴地说：我们是邻居。

　　总经理尴尬地笑着说：掌中宝是特意为王局长准备的，请你转交给他。我们另外为你准备了一口高压锅。

电影的儿童小故事（2）：

看电影

　　商场里的观光电梯缓缓上升，站在顶楼栏杆旁，透过洁净的玻璃，他一眼就看见了父亲。父亲穿着一件灰白的衬衫，佝偻着身躯。两年不见，父亲似乎连胡子都开始花白了。
　　电梯门一打开，他就迎了上去：爸，您来了。
　　嗯。来了。父亲上下打量一下他，不紧不慢地说。
　　太久不见父亲，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他把两张电影票从口袋里拿出来，递了一张给父亲，说：爸，电影票。
　　嗯。父亲缓缓接过去。
　　父亲瞟了一眼电影票，突然说：《速度与激情》？！
　　《速度与激情》这部片子近来很火，是一部进口大片，刚上映不久。当然，票价也不菲。
　　见父亲有疑惑，他连忙解释说：对，《速度与激情》。不贵，票是我用朋友的会员卡买的。
　　父亲便不再说什么。
　　前来看电影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候映大厅有点嘈杂。人群中，与父亲静静坐在一起，他显得有点尴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年幼时常依偎的父亲却有种说不出的疏离感，好像是上大学以后，他甚至开始不敢直视父亲那日渐衰老的容颜，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
　　这部片子挺好看的。他没话找话。
　　你看过？要不，我们退票或换其他片？父亲转过头，定定看着他说。
　　他霎时有些慌乱：没，没看过，从没看过，我听同学说的。就看这部，不用换。
　　父亲盯了他一会儿，说：没看过，那么我们就看这部吧。挺好看。我也听人家说过。
　　电影片头轻快的音乐响起，原本还有人小声说话的放映厅里很快安静了下来。
　　不愧是全球大片，惊险刺激、跌宕起伏的剧情，几乎让每个人都绷紧神经，屏住呼吸。黑暗的人群中只有他神情自若。他对剧情太熟悉了，要不是他上周和朋友看过，相信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时而开怀一笑，时而又惊恐大叫。
　　他从年幼时就知道，父亲喜欢看电影。小时候，每当村里或镇上放电影，无论多远多晚，父亲都会骑单车带着他去看。那时，坐在父亲的单车杠上，前面是满天的落霞，耳边吹过的是盛夏凉爽的风，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看电影时，父亲总喜欢把他放在肩上。坐在肩上的他一动不动，双手抱着父亲的额头，看电影银幕上的一帧帧镜头不断跳转，下面是笑容满面手舞足蹈边看边说的父亲，这是他儿时对电影最朴素却最美好的记忆。
　　不知从何时起，以往免费或一两毛钱就可以看一晚上的电影，现在却走进豪华影厅成了奢侈品。母亲说，父亲已十多年没看过电影了。他早就想跟父亲再看一场电影。昨天，他拿到了他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月的实习工资，于是，今天他飞奔到了父亲所在的城市。然而，现在再跟父亲坐在一起看电影，他才惊觉，他们已分隔了十多年，他早已不是坐在父亲肩上撒欢的小子，而父亲也早已驮不动他。当年面容俊朗的父亲，现在脸上已爬满沟壑，一副疲态侧靠在影厅的软椅上。
　　这是连号的座位，多少年没跟父亲靠得这么近了。看着银幕上一帧帧闪过的画面，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片段此时也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看见了儿时父亲经常带他到家乡的河里摸小虾，父亲手把手地教他游泳他看见了父亲每次下地归来，总会变魔术般甩给在门口等候的他满满一口袋的野果他还看到初中时，因为迟交学费，被老师点名遭同学取笑，回家摔东西大闹后，傍晚父亲蹲在门外双手抱头，夕阳下拉长的身影他还看到高考后，收拾好行李准备外出打工时，多年不回来的父亲拉住他，拿出一沓钞票时那布满老茧的双手
　　黑暗中，他几乎不能自已。这些年，父亲外出务工，他对父亲的记忆越来越少，父亲的印象在脑海里也越来越模糊，有时，他甚至不知父亲到底在哪个城市，在城市的哪个角落，正过着怎样的生活。今天，他终于可以和父亲坐在一起了，他可以清晰地看到甚至可以触摸到父亲了，然而，他看见的却是父亲微驼的背和已被时光偷走了年轻的苍老面容。黑暗中，他的心像被针扎过，生生地痛
　　看完电影，在一间小餐馆吃过饭后，父亲把儿子送上了开往外市的汽车。父亲拿出钱包，刚才趁儿子上厕所，他在儿子的包里放了两百元钱。现在，他的钱包里只剩下一些面额不大的零钱和两张电影票。这两张电影票，一张是前段时间他打电话参加电台节目获得的，一张是刚才儿子给的。他把儿子给的电影票折好，放在钱包的里层。另一张旧的，他把它拿出来，轻轻丢进车站的垃圾箱里。丢弃的那张旧电影票上，片名赫然写着：《速度与激情》。

电影的儿童小故事（3）：

郑大卫：电影审查员这样审片

“能被选上当审查委员，我觉得很荣幸，但我又觉得自己比较开放，没有分级制，大家不容易有共识，往往我就成了比较特别的那一个，但我不想这样。”

郑大卫是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2010年，广东省广电局新成立的电影管理处的领导找到了郑大卫，问他有没有兴趣帮忙审电影，从此他成为电影审查员。

当我们由郑大卫领着走进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处1号放映厅的时候，看到的是与电影院VIP厅相似的配置。大银幕、按6个梯次排开的34把红色皮质座椅、不到100平方米的面积，当然也配备了胶片和数字放映机，这是电影院的通用标准。

在走进电影院与影迷见面之前，广东本地制片单位摄制的各类影片，必须在这里先行放映、接受审查。

电影审查，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个不陌生，但颇神秘的存在。而对于郑大卫来说，是与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并列的另一份工作。

他是广东电影审查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

“说老实话，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说到电影审查，郑大卫开门见山地说，“对于中国电影审查的现状，其实我们审查委员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生sha之权

电影审查有严格的流程。以广东省为例，通常是由制片方提出审查申请，并把摄制好的成片拷贝在影碟里，交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

随后郑大卫和其他审查委员就会收到电影处的审片通知，包括时间、片名。这个队伍的成员，除了省局的领导，其余多是与电影有关的从业者。

而在广东，12个审查委员很难全部到场，一般只要够3个人就可以审片。为了使尽量多的审查员到场，审查影片的时间，多数会安排在周五下午。

审查员们按约定时间陆续到放映厅坐下，人齐了就开始放片子。放映结束，灯亮起，就会有一张《影片审查意见表》被发到每个审查员的手上。

审查员们要做的是，分别对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制作水平”按5分制进行打分，3分以上才合格。最后在“通过”“修改后再审”“暂不通过”“不通过”四个空格里选一项打上勾，一部投资以万元甚至亿元为计算单位的影片，命运在此便见分晓。

像电影《活着》《蓝风筝》那样在审查时被告知不通过的“枪毙”事件，在广东暂时还未有过先例。每部电影公映前，都要经过立项审查和成片审查两个关口，双证齐全——摄制许可证、公映许可证（也就是被允许在大陆公映的电影片头那个再熟悉不过的“龙标”）。郑大卫介绍，立项审查通过的片子，完成片的审查一般不会枪毙。枪毙的原因一般是拍摄过程中擅自修改了剧本。这会很麻烦，而制片一般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即使是“修改后再审”也为数不多。

“DVD是我的二奶”

喜欢电影文化，瘦骨嶙峋，外人很难说清楚郑大卫身上的这两个特征到底哪个更鲜明。如他自己所说，在广东电视台大院进进出出的人群里，他颇具辨识度。因为太瘦，郑大卫几乎没有短袖衣服，在夏天的装扮也是长袖衬衫加电视台服。只要跟保安描述“很瘦，穿衬衫和电视台服的”，保安很快就会意要找的是哪位。

他的许多朋友更是清楚，他的家里收藏了数万影碟，占满了书房的三面墙。大卫每周都要出去淘影碟，他工作以外的时间，大部分都在书房与电影一起度过。“书是我的老婆，DVD是我的二奶”，这是他的口头禅。

郑大卫对电影的“专情”，往前可以追溯到澳门的童年。1964年随家人移居回大陆之前，父亲常带他去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水手长的故事》《甲午风云》《斯巴达克》《哥斯拉》……“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这些电影便在他的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陪他从最艰苦的少年时光坚持过来。

在另一名审查委员刘海玲的眼里，郑大卫不仅专业精深，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郑大卫最希望的，还是能创作两三部电影剧本。为此，当初他特地从暨南大学的新闻系转到了中文系，与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汪国真成了同学。只是他的普通话，常受到北方同学的嘲笑，为此他还加入话剧社苦练发音。

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后，按分配郑大卫进入了广东电视台。在这里工作的30多年时间里，台前幕后他都干过，做字幕，写串词，给卡通角色配过音，因为长得颇像末代皇帝，所以还演过溥仪、廖仲恺，得了个“皇上”的外号，也演了不少喜剧人物、反面角色。

在电视台节目进口科的十多年里，郑大卫负责引进境外的电视剧，便与“审查”有了交集。广东台是当时有权限引进境外电视剧的少数地方台之一。为了跟香港的电视台竞争，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给广东的优惠政策。选片、审片，写初审意见，最后副台长敲板。亚洲电视的《大地恩情》《霍元甲》，就是郑大卫那时候引进的。

在正式成为电影审查员之前，郑大卫就已经领略到了“审查”的门路。任达华主演的香港连续剧《为人师表》，剧里的广州话“沟女”（泡妞）一律都要剪掉。领导对郑裕玲、万梓良主演的香港TVB剧《流氓大亨》的片名有意见：流氓怎么可以变大亨？改动片名要做很多工夫，身为责任编辑的郑大卫最后就在“流氓”“大亨”两个词之间加了一个“与”字。

“肯定是出于对‘导向’的考虑。”郑大卫说。

如何解决争议

去年的夏天，像往常其他电影一样，被命名为《食人虫》的电影被送到了电影管理处。这是审查委员会成立第四个年头以来，审查员们第一次遇到在内部争议颇大的一部片子。

这部带有恐怖、科幻、灾难元素的国产电影放映之后，审片室里比往常热闹。某位审查员的一句“这种片子尤其是把人吃了一半血淋淋的，现在没有分级制，怎么办？”引起了平日里少有的激烈讨论。

现今电影审查依据的是《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什么内容该禁止、什么内容该修改删减，参照标准加起来不足千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尹鸿说：“电影审查条款大都是原则性定性条款，基本没有具体细节规定。在操作方面，一方面具有灵活性，一方面也容易出现不确定性。”进行许可审查的人在理解和使用许可条件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委员间对同一个片子的争议不少。

当天到场的审查员有5个人。《食人虫》，通过，还是不通过？这是个问题。“虽然故事编得很糟糕，但大陆没有拍过这类带恐怖、科幻的题材，深圳有电影公司愿意拍这种片子，太难得了。”这是郑大卫的观点。其他审查员则倾向于认为，因为没有分级，如果拿到电影院放，那些比较血腥恐怖的镜头对青少年会有影响。

“每一部电视剧、电影，都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跟某个审查员那天的心态都会有关系，比如那天心情不好，看了一部很恐怖的电影，就会觉得很不好，一句话引发羊群心理，可能就会要求把片子修改或放一放。不分级就很麻烦，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大家的角度不同，这不是正确或错误的选择。分级了就好办很多，分到哪个级别，容易作为一个标准，但现在没有这个标准。”郑大卫说。

最终，委员会形成不了共识，也都不愿意打分了，只得将终审权交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郑大卫不清楚总局是否给了修改意见或给了怎样的修改意见。总之，最后的结果是，《食人虫》被允许10月10日公映。

郑大卫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虽然我是一个电影审查委员，但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中国的电影审查一定要改革，而且我拥护分级制度。”

没有分级制，不仅某部电影的“生死”带有不确定性，甚至某类电影的审查标准也具有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曾经放过香港拍的《画皮》，当时讲的就是鬼，当然那时候也吓坏过人。而后，因为不成文的规定，电影里可以有妖、魔、怪，但就是不能出现鬼。新拍的电影《画皮》《倩女幽魂》，鬼都改成了妖。

而去年出现的转机是，北京导演拍的《黑月》、中韩合拍的《怨灵》，都是关于鬼，这改变了过去一二十年里电影院银幕没有鬼的境况，这看起来似乎是个转机。“是不是北京局那边的审查有所改变不知道，这就是不确定的存在。”

电影的儿童小故事（4）：

露天电影院

父亲时常会向我提起我出生那天的事情。我提前两个月降生的那个晚上，正下着一场大雪。父亲对我说，那天可真冷。

我降临人世的那天是1974年2月7日，这一天是那个清瘦精干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父亲的日子，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天对父亲而言刻骨铭心。

母亲在痛苦分娩的时候，父亲在露天电影场放映一场电影。1974年，我们这个工厂还是一个大山深处的三线厂。28岁的父亲是这个工厂工会的电影放映员。

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70年代，在那个荒凉的大山深处，对于工厂的职工和附近山村的村民来说，能看到一场露天电影，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尽管那天晚上风急雪大，可是在那个山坳中的简易放映场里，还是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们鸦雀无声，专注地盯着电影银幕。我能感受到，那一双双闪烁在70年代深处的眼睛，是何其单纯明净而执著。

邻居匆忙地跑到放映机旁，父亲知道了母亲开始分娩的消息。在短暂的慌乱后，父亲继续从容地操纵着放映机。父亲知道，对于放映场的这两千多人来说，每个月放电影的这两个夜晚无疑就是节日。

父亲还知道，做什么都要善始善终，电影一旦开场，就要有结尾。父亲那一代人都是这样，无私、敬业、执著。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喜剧，放映场上笑声不断，父亲内心忐忑不安。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在整个放映场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放电影的这个小伙子要做父亲了。这个消息，为这部喜剧电影又平添了一丝喜庆气氛。

电影谢幕了，全场的观众都起立面向父亲鼓掌。这掌声是奖励给一个父亲的，也是奖励给一个敬业的年轻人的。父亲在掌声中飞快地向另外一个山头上自己的简易住房里跑去。

父亲飞快地跑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远远地，他听到了一个婴儿清脆嘹亮的哭声。

在简陋昏暗的家里，父亲不无紧张地轻轻抱起了我，他抱起了一种幸福，也抱起了沉甸甸的责任。父亲和母亲饱含慈爱地看着我，在此后将近三十年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就这么慈爱地看着我。

父亲说，那天晚上，他和母亲都哭了，我也一直在哭。那个风雪之夜，充满了温暖和温馨。

因为我早产两个月，父母甚至什么都没准备好。那天晚上，父亲准备去朋友家借几身小孩衣服，再去附近山村里买些鸡蛋。当父亲打开门后，他看到门口有十几个篮子，有的放着鸡蛋，有的放着旧的小孩衣服，有的放着红糖，还有两只鸡。

这些装满了真情的篮子将永远存放在父亲的记忆里。存放在父亲记忆里的还有放映场上那一双双单纯明净而执著的眼睛。

父亲放映过很多很多电影，他播映了无数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他主导着那些夜晚里的欢喜和哀愁。曾经有一个女孩，在这时美丽而沉静，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在世的时候，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说，当时她嫁给父亲，纯粹是因为她爱看电影。在那个时代，能经常看免费的电影是很幸福很奢侈的一件事。我知道，多愁善感的母亲喜欢看电影。我还知道，她更喜欢放电影的父亲。

有一天晚上，在那个露天放映场，父亲放映了一部精彩的电影。因为电影太好看了，应观众要求，父亲连放了两遍。最后电影散场的时候，都已经是将近十一点了。

那天母亲也在，当时母亲还是个带着学生气的美丽女孩，当时她和父亲正在恋爱，每个月她会从一个叫南阳的城市来到这个山沟里的三线厂看我父亲一次。

母亲还想再看一遍，于是父亲就又单独给母亲放映了一场电影。当时是初春，山坳里静悄悄的，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天空中的星星眨着眼睛，微风中带着春的气息。在70年代初的这个春夜，弥漫着一种经典的浪漫色彩。

在银幕的映衬下，母亲单纯明净的目光洋溢着一种幸福和满足，她清脆的笑声不时响起。父亲看着母亲高兴，自己也很高兴。深夜的山坳有些清冷，父亲把带着补丁的外套脱下来轻轻披在了母亲身上。

电影的儿童小故事（5）：

电影院里的老人

　　一个电影院的老板最近在西部地区一个县城开了一家电影院，开业的第一天，他就打出了一块牌子：本电影院今天放映《满城尽带黄金甲》，票价一百。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费。

　　晚上放映电影的时候，老板来到电影院前一看，大吃一惊，原来电影院前排队的全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这次电影放完后，老板亏本了，没有收到多少票钱，他去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个县城是个有名的长寿城，长寿老人特别多。

　　老板寻思不能这样亏本下去了，于是在第二次放映电影时打出了宣传牌子：本电影院今天放映《满城尽带黄金甲》，票价一百。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宣传牌子打出去不久，老板在电影散场时到出口一看，后悔莫及，没想到这个县城的长寿老人太多了，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也特别多，这次有一半观众是九十岁以上老人免费来看的。

　　放完两次电影后，老板已经亏了不少钱了，他又不能把宣传牌很快撤下来，不然会落个不守信用的名声。正当老板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电影院的伙计过来对老板说道：老板，我有个办法让免费看电影的人全部不能来了！老板大喜，于是让伙计马上去办。

　　果然，第三次放电影的时候，没有那些长寿老人来免费看电影了，老板跑到电影院外面一看，只见那块宣传牌还在外面，上面依然写着：本电影院今天放映《满城尽带黄金甲》，票价一百。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但需要在父母的陪同下观看。

电影的儿童小故事（6）：

傻根”王宝强的电影梦

看过电影《天下无贼》的人，也许都会为影片中那个坚信天下无贼、纯朴善良憨厚老实的傻根而感动。谁能想到，傻根的扮演者王宝强原本是一个建筑队刷墙的打工仔。

闯北京心中有梦

王宝强1985年出生于河北省南和县大会塔村，和大多数农村小孩一样，他从小特别喜欢看电影，尤其是武打片。8岁那年，看完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后，王宝强硬缠着父母把他送到河南嵩山的少林寺学武拍电影。

在少林寺待了6年，1999年夏天，因为家庭贫困，年仅14岁的王宝强决定外出打工。他带着平时积攒下的600元钱，单枪匹马地坐火车到北京，借住在一个老乡的出租屋中。然而，整整奔波了半个月，也没有哪家单位愿意收留他。

北京的物价高得令他咋舌，没过多久，他的钱就花得差不多了。就在王宝强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他终于在海淀区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了一份做小工的活计。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干得特别认真。不久，他又在另一个建筑队找到了一份刷墙的活计，晚上就跟十几个工友挤在一个用毡布和木板搭成的通铺上。

解决了工作问题之后，王宝强特别希望买一件新衬衫，因为来到北京这么久了，他还一直穿着从河南带来的对襟小褂。有一天，当建筑队歇工时，王宝强和一个工友来到一家商店门口。王宝强盯着橱窗里的衬衫，憧憬地对工友说：我如果有一件这样的白衬衫就好了！

儿时对武打片的向往又在王宝强心中涌动。他想，自己好歹也有武术专长，为何不能试着演戏呢?他特意找到在一家公司当白领的同乡讨教。同乡听了他怯怯的表白，很不屑地笑道：你可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碰碰运气，那里有不少导演挑人!王宝强当真了，兴奋地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当演员拍戏了?谁料同乡有些怜悯地说：傻小子，那叫群众演员，你混在人群里连个背影都看不到!在北影门口，像这样碰运气的人多如牛毛!王宝强仍然傻乎乎地说：看不到也没关系，反正我也拍戏了。

2000年初，王宝强真的离开了建筑队，打听着来到了北影厂门口。这里果然有许多像他这样等待机遇的男女，他们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是北漂族，但全都守候在大门口，或蹲或站，满脸都是期待。王宝强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支守候大军。

天助自助之人

王宝强的运气还真不错，2000年春天，他正蹲在北影门口守候时，电视剧《银鼠》的导演来这里挑人。导演一眼发现了个头不高、满脸憨厚的王宝强，就走到他面前，问他愿不愿意到剧组当一回群众演员。王宝强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这是他接到的第一出戏啊!他按照导演的要求，演得非常认真。这次拍戏结束后，他得到了500多元的报酬。

此后，王宝强又在北影门口接到了拍摄《孝庄秘史》的活儿，为剧中一位男主角当替身。虽然报酬不过每天50元钱，但他必须一次次地攀上高高的梯子，又一次次地摔下。有时，他还必须被别人死死地扣住手，再狠狠地摔在地上。当导演兴奋地大喊OK时，他已经被摔得鼻青脸肿了

拍完《孝庄秘史》后，王宝强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接到戏。到了2001年冬天，只有一身单薄衣衫的他冻得发起了高烧。他不想花钱到医院里看病，咬牙挺着。谁知越挺病情越重。后来，他的全身居然起满了水疱。万般无奈，他只得向朋友借了200元钱去看病。医生用针头将他身上的水疱一个个挑破，再敷上一层消炎药。他咬牙忍住疼痛，眼泪扑簌簌地流下。他哪里是痛得流泪，而是心疼这次看病花掉了100多元钱!这100多元钱，他要从梯子上摔下多少次才能赚回来啊!

病愈后，王宝强开始有意识地结识一些演艺圈的朋友，并把个人简历漫天抛洒，希望被哪个导演看中，让他饰演主角。谁知，知道的人都对他嗤之以鼻：你文化不高，长得不帅，武术也很一般，怎么可能有出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