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宝宝睡前故事6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6篇关于山西的故事,供各位参考，希望您能喜欢。

山西的宝宝睡前故事（1）：

山西地区的佛教文化

　　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宗教文化园地里；山西地区格外光辉夺目。佛教是西汉末、东汉初逐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道教是东汉末年在中国本土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民族宗教。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不是起源于山西地区的宗教，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异常繁荣兴盛，是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这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和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山西地区的佛教文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

　　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出现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15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24岁便开讲佛经（见《高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慧远传》），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高僧传·昙鸾传》）。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

山西的宝宝睡前故事（2）：

自古兵家必争的山西军事要地

　　山西地处太行之西，关山险固，易守难攻，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战国起，这里发生过一系列的著名战役，构成了山西历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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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秋不易的太行山
　　太行山又叫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是山西省和河北省的天然分界线。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的两千多年中，这里经常是烽火连天，干戈不息。尽管朝代一再变换，但太行山的险要地位一直未变。宋朝以前的战争多发生在太行山的南部，因为这里晋城市南的太行山顶有一个天井关。天井关群山环绕，道路狭窄，是从山西南下中原的必经之地，谁占据了它，进则可攻，退则可守，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公元前22年，函谷关以东发了大水，汉成帝下了一道命令：凡是进入天井关附近的流民，都不可让他们在那里久留，以免流民依据天井关的险要地势反叛汉朝。公元843年，刘稹背叛唐朝，唐武宗派王茂之去讨伐刘稹，大军刚走到天井关南面和科斗店，就被占据天井关的叛军击溃。接着，又派王宰带兵去攻打，经过一场血战，才把天井关拿下来，但不久又被叛军夺回，最后王宰又加强了兵力再次攻取天井关，才制止了被叛军击溃的命运。公元88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进占河南各地后，唐朝派李克用领兵去围剿，也是从天井关南下的。公元899年，朱全忠（五代后梁的第一个皇帝）攻克唐朝的泽、潞二州，唐朝河东帅李克用派李嗣昭去争夺，由于先拿下天井关，潞州守将闻风而逃。三年后，朱全忠又在河东攻击李克用，由天井关折问昂车关（今武乡县境内），一举攻陷了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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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天为党”的上党郡
　　上党郡在今长治一带。因为这一地区地势极高，“与天为党”，因此称为“上党”。这里，东据太行南麓，西临霍山、太岳，南连晋城、洛阳，北连左权、太原，有沁河、漳河流经境内，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著名思想家荀况曾说过：“韩、赵二国相邻，赵国却很难把韩国怎么样，原因就是韩国占据着上党”。公元369年，前燕大将皇甫真曾对他的主子慕容（日韦）说：“前秦的符坚有夺取上党的打算，我们应当加强对洛阳、太原、壶关的防守。特别要防守好壶关，切不可掉以轻心”，慕容（日韦）不听。结果让符坚先攻破壶关，控制住了上党，最后灭亡了前燕。唐建中二年（781年），有个叫田悦的人反叛唐朝，有人劝他：“只要有一万人在上党阻止住朝廷从西面派来的军队，那么黄河以北的二十四个州就都是你的了”，田悦不相信。结果，后来河东节度使马燧和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共同攻入上党，东下壶关，终于歼灭了田悦叛军。宋朝靖康初年（1126年），金兵将领粘没喝攻取泽州，种师中曾领兵从邢台、安阳之间很快进占上党，给金兵以严厉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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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披山带河的古平阳
　　临汾古称平阳，位于汾河下游。这里东连上党，西临黄河，南通汴（开封）洛（洛阳），北阻太原，自古以来就是襟带河汾（黄河、汾河）、翼蔽关洛（潼关和洛阳）的军事要地。最早看到这里是战略要地的是战国时候的商鞅，他曾对秦孝公这样谋划：“秦国和魏国互相盯着对方，都好象是自己的一块心病；不是秦国吞并魏国，就是魏国吞并秦国。魏国现在占据着临汾，独占了崤山以东的有利形势，我们应设法使魏国让出这块地方。这样，秦国就可以向东发展，制服各个诸侯国。”这一战略思想，被后人一直继承、多次运用。晋朝发生内乱时，刘渊乘乱占据了临汾，自称是尧的后代，晋朝派刘琨去讨伐刘渊，结果大败而回。从此，刘渊父子气焰嚣张，以临汾为基地四处抢掠，扰乱了整个中原。整个晋代及十六国时期，临汾一直兵连祸结，为争夺临汾付出极大代价，到了南北朝时期，这里的战事就更为激烈。公元576年北齐军包围临汾，北周派兵去攻取，北齐军实行坚壁清野战术，不和北周军交战，退守高梁桥。结果未能阻止北周军的攻势，被迫撤离临汾外围。几年后，北齐又占了临汾，有个名叫卢叔虎的人进言说：“现在北周军占据着蒲州（永济），蒲州与平阳（临汾）相对。我们应当很好地加强平阳的防御，挖深沟、筑高垒、积粮屯兵。如果北周军不出战，我们可以慢慢夺取它在河东的地盘；如果他出兵，没有十万人以上的兵力，那是没有力量和我们对抗的。”北齐后来果然加强了临汾的防御，但防御不牢，临汾还是被北周夺回去了。一旦失去临汾，北齐也就日益衰落下去了。以后各朝，都对临汾十分重视：李渊父子起兵大原，是先攻克临汾然后才进军关中的；朱温与李克用争夺关中，也以先夺取临汾为优势；女真（金）和蒙古（元）进入内地，要过潼关也都把临汾作为首先夺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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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晋陕之间的古渡口——龙门
　　龙门，就是禹门口，是黄河的重要古渡口，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开凿为。公元前11年，汉成帝曾到龙门一次，感叹这里的形势险要。公元396年，后秦的姚兴攻取河东，西燕河东太守柳恭在黄河边上把守，使姚兴无法渡河。后来，姚兴的部将薛疆引兵偷偷渡过龙门，进入蒲坂，终于迫使柳恭投降。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79年路过龙门，派人祭祀大禹，并在这里设置了龙门镇。公元615年，李渊担任隋朝河东抚尉使期间，曾在龙门击破毋端儿。两年后，李渊从太原起兵反隋，攻克绛县，来到龙门。他的谋士任（王襄）建议从龙门以南的梁山渡黄河，李渊听了任（王襄）的话，渡河之后直指陕西韩城。公元619年，刘武周逼近绛州，攻陷龙门，李世民奉命去讨伐刘武周，从龙门踏着坚冰过黄河，把刘武周的军队歼灭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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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雄踞雁北的北方重镇——大同
　　大同又称平城、云州、两京和凤凰城，地处雁北大同盆地西北部。北扼阴山，南控太行和太原，东连上谷（河北易县），西面以黄河为界挟内外长城。这里是晋、冀、蒙交通要道，是我国北方的重镇。历史上北面的敌人入侵，多从大同突入。战国时，大同是燕、赵的边境，秦国威胁燕、赵，常在这里显示兵力。汉朝为了防御匈奴入侵，在这里设置都县，派兵防守。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拓跋猗卢得到了大同一带，力量一年比一年强，终于在大同建立了北魏的国都；北魏末年，内蒙五原、武川一带发生叛乱，北魏放弃大同，把国都迁往河南，不久北魏就灭亡了。隋唐两朝为防御突厥入侵，在这里重新筑城，以保卫河东地区。唐朝安史之乱使大同的郡县受到袭扰，大臣李泌曾为唐肃宗谋划：从西域出兵，经大同自怀来（今河北）、密云（北京）南下，可进攻范阳，平息叛军，但未被采纳。公元936年，石敬瑭为了夺取后唐政权，把大同割让给契丹换取契丹的援助，直到宋代也没有收复回来，结果理下了靖康年间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的祸根。辽以后各代王朝都在北京建都，大同成为都城西北的重要门户。据说，当天早晨从大同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北京南面的“第一雄关”——紫荆关，使京都以西都成为战场。为了接受历史教训，明代把大同看成是“肩背之地”，作为派兵防守和交通运转的重镇，先封皇族朱桂在这里当统领，后来又派镇朔大将军石亨驻守。明代的“大同边”，中心机构就设在大同。它管辖的地区很大：东起镇口台，西至偏关东北的鸦角山，长647里，分3个方向，设置了15个卫所、583个堡垒，总兵力达84000人。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大同的北部防务，还多设“大边”“二边”，从天镇县北的榆林口，西南经朔县折向内蒙托克托附近的黄河岸，构筑烽火台，又沿外长城一线的各个山口要道建造城堡。这样就使大同成为防卫京都的要地。明代虽然部署得这样严密，但边境也仅仅安静了几十年。公元11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领大军出居庸关迎战瓦刺军，在大同受了点挫折就扔掉这里向东退却，致使全军在土木堡（河北怀来西）覆没。后来，瓦刺军虽然多次靠近北京郊区，但因明军一直占据着大同，对其构成威胁，使瓦刺军攻占北京的企图始终没有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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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称“天下之脊”的恒山
　　北岳恒山，又名常山，主峰位于我省浑源县境内。恒山山势陡峻，谷大沟深，道路崎岖，关隘险要；内长城从山上蜿蜒而过，宁武、雁门、平型、飞狐、倒马等关隘连环相望，易守难攻，自古以来被称作“天下之脊”。春秋时，赵简子有一次对他的儿子们说：我在常山藏着宝符，你们中的哪一个人能取回来？”几个儿了都去寻找，结果都空着手回来说找不到，只有一个儿子说他找到了。赵简子让他拿出来，他说：“儿在常山站在高处俯视代国，发现只要用很少的兵力就可以攻下代国。”一句话说出了恒山战略地位的重要。正因为恒山如此重要，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在这里凿路治关，驻扎重兵。每当动乱时代，恒山上总是烽烟不绝。公元193年，割据北方的军阀袁绍同张燕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恒山作战；公元198年，袁绍又同公孙瓒在这里决战。公孙瓒想跨过恒山联合据险而守的张燕共同对付袁绍，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公元396年，北魏道武帝乘后燕慕容垂率军南征之际，引兵秘密翻过恒山，出其不意地一直打进大同，险些端了慕容垂的老窝。公元417丰，北魏将领叔孙建曾在恒山一带击败丁零人翟蜀、洛支等。五年后，北魏明元帝又率军越过恒山，南出天门关，侵入宋国。公元622尔，突厥进犯定州，唐朝总管双士洛依托恒山和突厥军周旋，把突厥击败。公元959年，后周柴世宗想收复关南之地，也是由于在恒山大败契丹，才一举攻占了易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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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宝宝睡前故事（3）：

唐末五代的山西

　　山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至于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是春秋中晚期的晋楚争霸时期，一个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再一个是唐末五代。

　　从九零七年朱全忠称帝建立梁朝到九六零年后周灭亡的五十四年中，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五个小朝廷，伴随着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的是军阀间的不断混战和各地割据势力的倏起倏灭。五个小朝廷除后唐建都于洛阳外，都建都于开封，其中有三个小朝廷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南下建立的，即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在唐末和梁朝时，山西境内存在着以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首的割据政权晋国。在五代末的后周时，山西境内存在着刘崇建立的割据政权北汉。所以，中国北方五代的历史，实际可以当作建都于开封（或洛阳）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来看。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只有到了五代的后期，太原割据势力才衰弱下去，这时，离宋朝统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分别以开封和太原为中心的两大势力是在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中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的。黄巢占领长安之后，唐廷动员了它的全部军事力量对付起义军。唐军虽然包围了长安并使起义军屡遭挫折，但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唐军仍然无法改变相持的局面。唐廷不得不下诏赦免沙陀酋长李国昌，李克用父子sha害云中防御使段文楚的罪行，令其率军从山西北部南下助战。李克用的沙陀骑兵“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资治通鉴》卷二五五），是当时最强悍的军队。起义军缺乏对付沙陀骑兵的有效办法，几次战斗，都吃了大亏。八八三年五月，李克用首先率部攻入长安，为唐廷立了大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治太原），李国昌做了代北节度使（治代州），后来，李克用又南取昭义（治潞州），北取大同（治云州），占领了山西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的割据势力，这就是唐末和五代初的晋国。

　　当长安被围，起义军处境艰难紧迫的时候，负责长安东面防务的起义军大将朱温叛变，把同州献给唐军，他因此被唐廷赐名为朱全忠。从此，这个可耻的叛徒成为起义军凶恶的敌人。八八三年，朱全忠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即开封），开始以开封为根据地，依靠一批起义军的叛徒如李唐宾、王虔裕、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为骨干力量，经营自己的割据势力。在长期的混战中，朱全忠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逐渐消灭、吞并或压服了河南、河北、山东的旧藩镇以及以唐代禁军残余势力为基础的陕西新藩镇，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灭掉唐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小朝廷——梁。

　　在唐末和梁朝，能够和开封势力抗衡的，主要是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太原势力。八八四年，李克用应朱全忠等招请率军到河南镇压黄巢起义，李克用至汴州馆于上源驿，朱全忠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企图sha死李克用，没有成功。从此，这两大势力之间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战争。战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八八四年到九零八年，朱全忠处于优势，战场主要在山西境内。九零一年、九零二年汴军两次兵临晋阳城下，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与汴军争锋，朱全忠的胜利达到顶点。九零八年，新即晋王王位的李存勖，大破梁军围困潞州的夹寨，解潞州之围，初步扭转了晋军的劣势，李存就勖胜利，使朱全忠“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旧五代史》卷二七）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战场转移至河北，梁晋两军为争夺河北三镇展开了拉锯式的战斗，河北逐渐落入李存勖手中。九一七年，李存勖以魏州为据点向山东、河南进攻，战争转入第三阶段，梁晋两军夹河而战，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九二三年，李存勖率轻骑兵奇袭开封，灭掉梁朝，两大势力的斗争以太原势力的胜利暂时告终。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太原势力能够取得胜利，和它的根据地山西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山西的一个特点是占有从军事上着非常有利的地理形势。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境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中部从西北向东南分布着一系列连珠式的盆地，它们依次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由于山西地势北高南低，这些盆地略呈阶梯状。发源于管涔山的汾河象一条黄色的彩带，境蜒曲折地流经太原、临汾两大盆地注入黄河。山西的北面出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南面以黄河、中条山与河南为界，西面隔汹涌奔腾在一千多里长的晋陕大峡谷中穿行的黄河与陕西相望，东面越过重峦迭嶂、连绵不断的太行山是河北、河南。由于太行山东部地壳曾经断裂下沉，山脉两边形成截然不同的地理景观。山脉西面是起伏不平的山西高原，东面则是开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因此，从华北平原看山西，就会有“危乎高哉”的感觉，而山西对河南、河北以及陕西的关中地区就处于居高临下的地势。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山西“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可见其地理形势的重要军事意义。

　　在山西境内，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主要有太原府、河中府、潞、泽、沁、辽及云州。

　　太原府（并州）府治所在地晋阳城，位于南北狭长的太原盆地北部，四面环山，有险可控，历来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隋代，天下设四大总管并、扬、益、荆，并州居其首。汉王谅为并州总管时，辖区广大，“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隋书》卷四五）。唐代晋阳城地跨汾河两岸，由三个城组成，河西为都城，都城周四十二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永乐大典》卷五二四零《太原志》引《晋阳记》）。汾河东岸，有东城，贞观十一年李绩建。东城与都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都城西北的晋阳官，既是行宫，也是北方重要的军事物资仓库，广储军粮、兵器和甲胄。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晋阳宫监裴寂发宫监库物佐军，“进宫女五百，米九百万斛，杂彩五万段，铠四十万”（《新唐书》卷八八）。所以，晋阳城可以说是城坚粮广，形势险要。唐中期，李光弼以晋阳城为依托，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建立功勋。唐末，朱全忠围攻晋阳城，李克用境况窘迫，欲弃城退走云州，他的夫人刘氏劝他不要轻去其城，说：“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旧五代史》卷四九）。李克用才下定决心守城，凭借着晋阳城，终于击退了朱全忠的进攻。

　　从晋阳城向南，穿过灵霍峡谷和临汾盆地，是河中府（蒲州）。河中府在唐代曾为中都，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既有盐池之利，又盛产粮食，经济繁荣，十分富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三河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河东郡就是唐代河中府一带，可见河中府在汉代已经人口稠密，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隋初，文帝巡幸蒲州，赞叹说：“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隋书》卷一）。河中府交通便利，它既处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可以控扼通往长安的漕运路线，又处于太原与长安之间，是关中和太原交通必经之地。河中府位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战略价值自然很高。当朱全忠在河南站稳脚跟之后，为进一步控制关中，夺取唐朝政权，首先出兵取晋绛，以钳制李克用南下驰援关中，他对诸将说：“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君为我以一绳缚之”（《资治通鉴》卷二六六）。然后取河中，并以河中为基地，打败关中藩镇李茂贞、韩建、李继徽等，胁迫昭宗东迁，得以灭掉唐朝。胡三省在评论朱全忠取得河中的战略意义时说：“全忠所以领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资治通鉴》卷二六六）。

　　潞、泽、沁、辽四州，即上党地区，位于山西东南部。从太原经潞州东出壶关，是相州、魏州，从太原经泽州东出天井关是怀州、孟州，从相、魏、怀、孟南下，渡过黄河就可直逼洛阳与开封。因此，无论从河南、河北攻山西，或由山西南下中原，上党地区都是重要的孔道，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梁晋两军在上党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九零八年，梁军围潞州，李存勖说：“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因而倾全力大破梁军夹寨。当晋军乘胜进取泽州时，梁将牛存节说：“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旧五代史》卷二二）。苦战十多天，守住泽州，迫使晋军退保高平。可见双方都懂得这个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由于这一带是太行山区，险峰陡立，绝壑深阻，地势高峻，“为天下之脊”，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九一五年，梁军名将刘（寻阝）趁李存勖大军屯于魏州，晋阳空虚之机，率军经辽州黄泽奔袭晋阳，这本是一条好计，但因遭遇阴雨，“山路险阻，崖谷泥滑，缘萝引葛，方得少进。颠坠岩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旧五代史》卷二八），只好无功而还。

　　云州（大同军节度使治所）是山西高原北部的军事重镇，以云州及长城为第一线，恒山山脉及雁门关（西陉关）、东陉关、飞狐口等关隘为第二线，以及两线之间的大同盆地，共同构成了太原北面纵深很大的防御屏障，它对于保卫华北平原及山西腹地，防御和反击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让给契丹后，华北平原便无险可守，山西腹地便暴露在外了。契丹铁骑只要突破雁门关，就可以长驱南下，直取晋阳。

　　不难看出，太原位于山西腹地，为河东之根本。它通过云州可以控制阴山、幽燕，通过河中，可以控制关中、长安，越过太行山，可以俯瞰大河，凌通汴洛。山西的地理形势居高临下，山谷纵横，使它

山西的宝宝睡前故事（4）：

山西人：唐朝兴衰成败的晴雨表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国力强大、文化繁荣，执当时世界文明之牛耳，至今，世界各国的华人、华裔仍以被称为“唐人”而感到自豪与骄傲。纵观唐王朝兴败盛衰的历史过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唐王朝的发展与山西人紧密相连、休戚相关。山西人导演了李唐王朝这出人间历史剧，成为唐朝兴衰成败的晴雨表。

　　为唐朝创立准备人才资源的山西人

　　古谚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唐王朝创立于公元618年，但在隋朝时就有人为它的建立准备和积累着人才资源，把这个未来王朝作为他的理想来勾画。他就是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

　　王通（？——617），字仲淹，河东龙门（今万荣县通化镇）人。隋文帝在位时，王通曾上书陈治国安邦十二策，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朝廷也任用他做过一些小官，却始终没有重用他的意思。隋炀帝继位，王通看到自己在政治上已无所作为，便辞官回家。在家乡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以便通过他的弟子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王通的家族是魏晋南北朝时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这支王姓族人从春秋战国时开始，历秦、汉、三国到魏晋，英才俊杰，层出不穷，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到王通及其后人时，太原王氏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通的弟弟王绩，是初唐时有名的诗人；孙子王勃，更是“初唐四杰”之一，他们的诗赋脍炙人口，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王通的学生如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及京兆杜淹等，都是唐初社会的干才。而王通的朋友兼学生中更有一大批兴邦谋国的智能之士，如绛州通守陈叔达、阳城尉房玄龄、巨鹿道士魏征、马邑郡丞李靖、太原士人温大雅、京兆人杜如晦等，后来都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或佐世良才。唐朝兴起于山西，王通又为其培养了这样一支雄厚的人才队伍，使得唐王朝近300年辉煌的发展史始终与山西密切相关。

　　--------------------------------------------------------------------------------促成大唐气象纷呈的山西人

　　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典范，堪称中国封建王朝的极盛时期。现在人常以大唐气象来形容唐朝的昌盛，但促成大唐气象纷呈的却是洇（太原道注：音因，指液体渗透）渗着一群山西人的心血与智慧。

　　李渊称帝后，首先面临着统一问题，李世民是南征北战统一全国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李渊女平阳公主嫁给临汾人柴绍（？——638）为妻，柴绍在李渊起兵太原时，居长安组织民众响应，为李渊取长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刘武周是山西北部割据势力的代表，李渊攻占长安，武周一度攻占太原，形成对唐的极大威胁。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兵击败刘武周，收俘一勇将尉迟恭（585——658），恭字敬德，朔州善阳人，鲜卑族。自后，尉迟恭随李世民击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园朗等，战功卓著。一次，李世民大战王世充，被王世充骁将山西长治二贤庄人单雄信围困，敬德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坠马，救出李世民，从此二人有生死之交。“玄武门之变”发生，尉迟恭射sha武艺高强的李元吉，收sha李建成、李元吉王府余党，并亲自仗剑逼迫李渊让位李世民，李渊称敬德“有安社稷之功”。李世民登基，拜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赐爵吴国公，历位显职，被李世民图形凌烟阁以示彰扬，李世民在位由其守卫，乃得安然入寝，李世民死，由其守墓，所以随历史的演绎，尉迟敬德便成了今天的门神形象。

　　唐朝完成大一统，温彦博（573——636）立有大功。温彦博，字大临，祁县人，温大雅弟。隋末任幽州总管罗艺司马，在他的极力怂恿游说下，罗艺归唐，使唐北部、东北部兵不血刃而取得统一。贞观四年（630），温彦博任中书令，积极协助唐太宗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将大批突厥人安置于河套地区。另一个祁县人王（王圭）（570——638），字叔（王介），李建成被sha，王（王圭）以其才干超群、忠事不二被李世民免sha，任为谏议大夫，王以李世民为圣明之主也忠心事之，不久拔为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予，赐爵永宁县男。贞观八年，任礼部尚书，并任李世民最宠爱的儿子魏王泰师傅。唐太宗嫁女王（王圭）子，以示优宠。王（王圭）敢于犯颜直谏，是与魏征齐名的诤臣之一，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时，一位由隋入唐历仕三朝的山西老臣裴矩（547——627），因犯颜直谏深得太宗称赞，谓“裴矩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哉！”为“贞观之治”增色不少。河津人薛仁贵（614——683）至今家喻户晓，其主要功绩是协助唐太宗、唐高宗平定高丽、突厥。太宗曾言：“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虎将。”薛仁贵成为唐朝稳定边境、扬威周边的著名将领。

　　唐玄宗时有两位山西人值得一书。一位是稷山人裴耀卿（681——743），字焕之。开元中，任户部侍郎、京兆尹，他下大力解决漕运，每年仅为关中运粮一项便为国家节约30万缗运费，为“开元盛世”做出了贡献。另一位是祁县人王忠嗣（705——749），原名训，由玄宗赐名忠嗣，是玄宗最为信赖的将领。天宝五年（746），王忠嗣一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控御万里，全国劲兵重镇悉归其掌握。他在边关励精图治，使万里边塞安然，“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李光弼、哥舒翰等均为其部下，是安禄山起兵反唐的主要障碍。后被jian相李林甫诬陷，被贬，加速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盛唐由此衰矣。

　　使唐鼎革移的山西人

　　唐朝之所以兴盛，是因为有唐一代出现了三代英主——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山西人的参与使其更加具有了戏剧性。

　　唐太宗做为一代英主，其文治武功千古留传，但他决不会想到，他的一位小小才人武则天，会在他死后革移唐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位女皇帝。太宗崩，高宗即位，武则天经过一段尼姑生活后被高宗召回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号天后，参与朝政。高宗因病不能理政，朝政便由武则天代理。显庆五年（660），武则天开始全面掌握唐朝大权。武则天，并州文水人。其时，朝内由重臣闻喜人裴炎（？——684）协助，外有闻喜人裴行俭（619——682）护持。麟德二年（665），裴行俭任安西都护，曾招抚西域诸国归附唐。仪凤四年（679），西突厥叛乱，他袭俘西突厥可汉都支，稳定了西北边塞。弘道元年（683），裴炎受高宗遗诏辅中宗，炎恪尽职守。中宗要以韦皇后父韦玄贞为侍中，炎坚决反对，几谏无效，便有废立之意。当时高宗曾遗嘱中宗“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在中宗即位后，实际上临朝称制。这样裴炎便与武则天共废中宗，立睿宗。由于武则天把持朝政，裴炎与武则天政见不和，日见疏远。文明元年（684）秋，徐敬业以兴复唐室为名起兵扬州反对武则天，裴炎上书武则天要其归政皇帝，被武则天处死。裴炎死，武则天废睿宗自立为帝，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开始大肆诛sha李唐重臣及宗室，重用武姓。武承嗣（？——698）是武则天侄，咸享二年（671）被立为武氏的继承人。嗣圣元年（684）任宰相，以为“武氏当有天下”，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武则天称帝，武承嗣被封魏王，他授意他人上书武则天希望被立为太子，遭到狄仁杰反对，未果，乃忧郁而死。武三思（？——707）亦是武则天侄，天授元年（690）封梁王，神功元年（697）任宰相，极力劝说武则天立其为太子，也没有得逞。武则天之所以未敢传位武姓。是因为太原人狄仁杰在中间起了主要作用。狄仁杰（607——700），字怀英。武则天识其才干，于天授二年拨任宰相，契丹族攻陷冀州，狄仁杰统兵御敌，武则天赐以紫袍、龟带，并亲笔赐“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成为出将入相的名臣。神功元年再任宰相，引拔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一批著名将相，一方面受武则天信赖，精心治理国家，一方面又为恢复李唐王室极早运作，培养班底，还为后来玄宗“开元盛世”的出现培养了一批人才。圣历年间，武承嗣、武三思极力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太子，狄仁杰犯颜直谏，痛陈利弊，终于使武则天请回废太子中宗李显再立为太子，为恢复李唐王朝奠定了基础。武则天常称狄仁杰为“国老”，并说“见公拜，朕也身痛”。狄仁杰病故，武则天泣曰：“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兄弟，汾阳人宋之问（？——712）不顾自己出身进士、诗名极盛的声誉，谄附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又主张贡举受赂，其人格污损堕落，为世人所不齿。睿宗时被流放。赐死。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发动政变，拥中宗复位，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在位15年，执政近50年，她“劝农桑，薄赋徭”，禁止浮华，重用人才，定边疆，开创“殿试”制度，武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是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才，历来受到史家赞誉。

　　革李唐之命，武则天是主要实践者，恢复李唐王室，首推狄仁杰，还有一位主要参与者是临汾人敬晖（？——706）。敬晖，字仲晔。长安三年（703）任中台右丞，即右宰相，极力扼止武三思及张易之兄弟的胡作非为。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与敬晖、桓彦范等联合，逼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中宗复位后，敬晖以大功进爵齐国公，享受免死罪10次的优待。中宗复位，李唐王朝仍不稳固，武三思通过勾结韦后取得中宗信任，被任用为宰相，开始纠集私党，重用兵部尚书宗楚客及周利用、冉祖雍等“三思五狗”，将张柬之等人全部排挤出朝。后因私通韦后及上官昭容，谋废太子重俊，被太子围sha于景龙元年（7o7）。宗楚客（？—<

山西的宝宝睡前故事（5）：

山西洪洞大槐树

河北省广大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故乡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说，自己的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移来的。如果接着要问：为什么迁移呢？那就得从“燕王扫王”说起了。 燕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名棣，领重兵镇压守大都（即今北京）。朱元璋长子朱标早死，朱元璋死后，根据传长不传嫡的传统，朱标的大儿子朱允（火文）即皇帝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听从齐泰、黄子澄等大臣建议，大力削藩，剥夺分封全国各地的叔父们的兵权。燕王以讨齐、黄为名，起兵反抗，号称“靖难”。建文帝派兵平叛。于是在河北、山东一带，进行了长达三、四年之久的大战。史书上称之为“靖难之战”，民间传说则为“燕王扫北”。在此期间，人民遭受战乱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袭击，“村庄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史书上记载，河北这块地方“青辚白骨”，“怵惊心目”，满目荒凉。而山西洪洞一带，却无兵荒马乱之苦，连年风调雨顺，四境安宁，人民生息繁衍，一片升平景象。 “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1403年，燕王军攻占南京，建文帝于战乱中失踪。燕王即皇帝位，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明成祖在历史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大力发展生产，极力恢复河北一带经济。永乐初年，诏令从山西“分丁于真定、南官一带占籍为民。”于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便在洪洞县设立一个移民机构，专门办理移民事宜。相传此处有一棵老槐树。故河北老百姓中有“要问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老槐树”的说法。

山西的宝宝睡前故事（6）：

清代山西旱灾

　　120多年前，山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灾害波及的时间之久、范围之广、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

　　这场灾害在光绪二年（1876）秋已视端倪，当年全省有30余个州县受重灾侵袭。第二年农历丁丑年间，山西绝大部分州县绝收绝种。光绪三年七月初四日，有位名叫温忠翰的御史上奏折称：……山西—省，荒歉更甚于去年，人情汹汹，朝难谋夕，子女则鬻于路人，攘夺或施于里党。啼饥者远离数郡，求食者动聚千人，户少炊烟，农失恒业，……秋禾半皆枯槁，丰稔之望须待来年。”这时，有“剃头”之称的湘系军阀曾国荃来到山西任巡抚，主持荒政事务。灾情在发展，饥民在增多，整村整镇死亡者日以数计。这时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来到灾区，由太原南行300公里，记录下一份内容翔实的灾情报告。他在光绪四年二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南行已五百三十里。下一座城我见到了平生最可伯的景象。……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在城门口的另外一边同样地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城门口停放着车辆，准备装运这两大堆尸体到城外埋葬，……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十尺到二十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我们经过的许多房屋都没有门和窗，全部被拆掉卖了当柴烧了。屋里厨房的锅子，只只都是空的，因为实不掉只好扔在那里，户主都已走光或死去。”光绪四年间，山西的旱灾依然不减，用山川枯竭、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描述当时的情景丝毫不显夸张。

　　光绪三四年间的山西大灾震动了朝野上下。大灾发生之后，清政府令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向山西划银拔粮，同时还实行荒政捐输。光绪三年先在省城设立捐输局，向本省富商巨绅劝捐，后来又陆续在江浙、两湖、两广和直隶、四川等地劝捐。在劝捐局存在的三年内，共捐得赈谷58540石，赈银2200多万两。不过划拨银两漕粮及募捐所得有限，积贫积弱的政府也无力确保灾民的生命安全，全省人口总数从灾前的1600多万下降至灾后1000多万，三分之一的人在大灾中或饿毙或逃亡。大灾对山西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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